中药炮制是随着中药的发现和应用而产生的，有了中药就有中药的炮制，其历史可追溯到原始社会。中药炮制是在具备如下条件的前提下而产生的。

人类为了生活、生存必须劳动生产，必须猎取食物。人们有时误食某些有毒植物和动物，以致发生呕吐、泄泻、昏迷，甚至于死亡，有时吃了之后使自己疾病减轻或消失，久而久之，这种感性知识积累多了便成了最初的药物知识。随着医药技术的进步，为了更好地发挥药效作用，又将这些天然药物进行一定的采集加工。为了服用方便，还将药物进行清洗、擘成小块或判、捣为粗末等简单加工，这些简单加工经过积累和发展，就成了早期中药饮片炮制的“洗净法”、“切法”、“捣法”等。这便是中药炮制的萌芽。因此，中药炮制是随着中药的发现和应用而开始产生的。

《韩非子·五蠹篇》载：“上古之世……民食果煎蟀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日燧人氏。”《礼纬·含文嘉》明确指出：“燧人氏钻木取火，炮生为熟，令人无腹疾，有异于禽兽。”

中药炮制古称“炮炙”，就是指用火加工处理药材的方法。由于人类对火的应用，为早期中药采用高温处理的“炮炙法”、“药炒法”的出现创造了基本条件。

据《说文》载：“炮，毛炙肉也。”段注：“毛炙肉，谓不去毛炙之也。”《礼记·内则》：“涂之以谨（瑾）涂，炮之。”郑玄注：“炮者，以涂烧之为名也。”孙希旦集解：“裹物而烧之谓之炮。”《说文》：“炙，炙肉也，从肉在火上。”《诗经·小雅·瓠叶传》：“炕火曰炙。”“炮”、“炙”均源于食物加工，中药炮制的源头就在于食物的炮生为熟。因此早期的炮制主要是用火加工处理药物。这种利用火来炮生为熟的知识，逐渐应用于处理药物方面，从而形成了中药炮制的雏形。

酒是用于炮制中药的重要辅料和制药溶媒之一，酒的发明与应用，在中国非常久远，起源于旧石器时代，在新石器时代有所进展，而广泛应用于奴隶制社会时期。新石器晚期的龙山文化，则发现有专用酒器，殷商文化中发现更多的专用酒器，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鬯”字，鬯就是芳香性的药酒，供祭祖用。人们直接用酒来医病，或用作制药的溶剂制成“药酒”对抗疾病。酒的发明与应用，丰富了用药经验并被引用于炮制药物，从而产生了辅料制法，充实了药物炮制的内容。

人类在长期利用火的过程中，对土壤的可塑性也有了逐步的认识，为陶器的发明准备了条件。在中国仰韶文化时期（公元前5000年左右），就有了砂锅、陶罐等烹饪器和储存器，为早期rrI药炮制的蒸制法、煮制法、煅制法（陶制煅药罐）以及存放中药汤剂等创造了必要的工具条件。陶器的发明和应用，极大丰富和拓展了炮制的内容。 ^[2] 

中药炮制是中国历代医药学家在长期医疗活动中逐步积累和发展起来的一项独特的制药技术，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是中医用药特点所在。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药炮制也在不断摸索中前进。

通过整理祖国医药中有关中药炮制的文献，可以发现中药炮制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春秋战国至宋代（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12世纪）是中药炮制技术的起始和形成时期；金元、明时期（公元13至16世纪）是炮制理论的形成时期：清代（公元17至18世纪）是炮制品种和技术的扩大应用时期；现代（公元19世纪以后）是炮制振兴、发展时期。在此时期的炮制特点和主要文献如下。

在汉以前，古文献中所记载的都是比较简单的炮制内容。

《五十二病方》是中国最早始有炮制内容记载的医方书，书中包括了净制、切制、水制、火制、水火共制等炮制内容，并有具体操作方法的记载，如“取商牢（陆）渍醯（醋）中”；“陈藿，蒸而取其汁”等。并对个别药物的炮制作用进行了说明，如“止出血者燔发”。

《黄帝内经》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百科全书，在《灵枢经·邪客》篇中有“治半夏”的记载。“治”即指“修治”，是指减毒的加工处理，可见当时已注意到有毒药物的炮制。《素问·谬刺论》中所说的“角发”“燔治”即是最早的炭药 血余炭。“㕮咀”是当时的切制饮片。汉代对中药炮制的目的、原则已初步确立，并出现了大量的炮制方法和炮制品。

中国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在序录中就载有：“凡此七情，合和视之……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不尔勿合用也。”这是当时对有毒药物炮制方法与机理的解释。书中还指出“药有……及有毒无毒，阴干暴干，采造时月，生熟，土地所出，真伪新陈，并各有法。”阴干暴干是指产地加共，而生熟则说的是药物炮制了。对矿物药的炮制，提出了“丹砂能化汞，矾石炼饵服之，石胆能化铁为铜”，通过炮制改变其药性。

张仲景在《金匮玉函经》“证治总例”中载药物“有须烧炼炮炙，生熟有定”，开创了药物生熟异用学说的先导。还指出”凡㕮咀药，欲如豆大，粗则药力不尽”，阐明了药物性状与药效的关系。而“别捣令如膏，乃稍纳药末中，更下粗多。”更被视为现行药典“稀释法”制巴豆霜之始。

《伤寒杂病论》中有关药物的炮制更多的散见于处方药物的脚注，与药物配伍、剂型、煎法、服用相联系。如抵当汤：水蛭三十个，熬；虻虫十三个，去翅足，熬；桃仁二十枚，去皮尖；大黄三两，酒浸。对毒剧药应用更谨慎，用法也很有分寸。如附子要求“炮”，“炮去皮，破八片”。其中有些炮制方法已趋成熟。对制药火候上提出“烧、炼、熬”三者不同。

东晋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载“诸药毒救解方”，提出生姜汁可解半夏毒，大豆汁解附子毒，常山、牛膝酒渍服，并记有干馏法制竹沥，对后世依方炮制提供了基础依据。

梁代是中国药学史上第二次总结。《本草经集注》是陶弘景所撰写的中国第二部中药专著，它第一次将零星的炮制技术作了系统归纳，说明了部分炮制作用。如“凡汤中用完物皆擘破”，“诸虫先微炙”，“诸石皆细捣”“阿胶，炙令通体沸起”等。将“㕮咀”改为切制，内容丰富，方法众多。

南北朝刘宋时代，雷敦总结了前人炮制方面的技术和经验，撰成《雷公炮炙论》三卷，是中国第一部炮制专著。书中记述了药物的各种炮制方法，如拣、去甲土、去粗皮、去节并沫、揩、拭、刷、刮、削、剥等净制操作；切、锉、擘、捶、舂、捣、研、杵、磨、水飞等切制操作；拭干、阴干、风干、晒干、焙干、炙干、蒸干等干燥方法；浸、煮、煎、炼、炒、熬、炙、焙、炮、煅等水火制法；苦酒浸、蜜涂炙、同糯米炒、酥炒、麻油煮、糯泔浸、药汁制等法，广泛地应用辅料炮制药物。该书对炮制的作用也作了较多的介绍，如“……用此沸了水飞过白垩，免结涩人肠也。”“……半夏……若洗不净，令人气逆，肝气怒满。”该书对后世中药炮制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其中许多炮制方法具有科学道理。如大黄用蒸来缓和其泻下作用。莨菪、吴茱萸等含有生物碱，用醋制可以使生物碱成盐，而增大在水中的溶解度。对挥发性药物菌陈，指出“勿令犯火”，即防止高温处理。对某些含鞣质药物，如白芍等需用竹刀刮去皮，知母、没食子勿令犯铁器，截至2016年仍有指导意义。

唐代在炮制原则系统化和炮制新方法方面有较详细的记载，在中药炮制方面有长足进步。

《备急千金要方》是孙思邈所著的中国最早的临床实用百科全书，在“合和”章中有“凡用甘草、厚朴、枳实、石楠、茵芋、藜芦、皂荚之类皆炙之”，“凡用麦蘖、曲米、大豆黄卷、泽兰、芜荑皆微炒，干漆炒令烟断。”的记载。在炮制新方法方面，它提出诸石要”漂“，麦冬、生姜“捣绞取汁”；《千金翼方》有反复曝制熟地黄的方法；《食疗本草》开始用童便处理药材；《外台秘要》始载麸炒法；《仙授理伤续断方》中新增了天南星姜汁浸，草乌姜汁煮或醋煮，自然铜火煅醋淬，何首乌黑豆蒸等。

《新修本草》是唐代苏敬等修订的世界最早的药典，首次规定惟米酒、米醋入药，将炮制内容列为法定内容，记有作蘖、作曲、作豉、作大豆黄卷、芒硝提净等法。对矿物药的炮制方法均有较为详尽的记载，炮制内容比前一时期丰富。

宋代炮制方法有很大改进，炮制目的也多样化了，开始从减少副作用到增加和改变疗效，从汤剂饮片的炮制而同时重视制备成药饮片炮制的崭新阶段。

王怀隐所著大型方书《太平圣惠方》，不仅具体记载大量炮制内容，还始载乳制法。在“论合和篇”中，指出“凡合和汤药，务必精专，甄别新陈，辨明州土，修治合度，分量无差，用得其宜，病无不愈。……炮炙失其体性，筛罗粗恶，分剂差殊，虽有疗疾之名，永无必愈之效。”说明了药物炮制的重要性。

《证类本草》为唐慎微所编撰，该书广泛辑录了宋代以前有关药学方面的文献，部分保存了现今已失传的医药书籍等内容，如《雷公炮炙论》等。在《本草纲目》刊行前，一直作为研究本草学的范本。每种药物之后附有炮制方法，为后世制药业提供了药物炮制资料。

宋代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强调“凡有修合，依法炮制……”并特设“论炮炙三品药石类例”，专章讨论炮制技术，收录了185种中药的炮制方法和要求，并逐渐注意到药物经炮制后性味功效的改变，如蒲黄“破血消肿即生使，补血、止血即炒用”，成为国家法定制药技术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证药品质量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该书筛选了当时通用的方剂及炮制方法，实践性强，现代应用的许多方法，特别是配制成药的方法，很多都与该书所列的方法相似。如水飞、醋淬、镑、纸煨、面煨、巴豆制霜、苍术米泔水浸等。

总之，在宋以前，炮制的原则、方法，适用品种已初具规模，是炮制技术的形成时期。

金元时期，名医各有专长，张元素、李东垣、王好古、朱丹溪等均特别重视药物炮制前后的不同应用，炮制辅料的作用，开始对各类炮制作用进行了总结，明代又进一步系统整理，便逐渐形成了传统的炮制理论。

元代王好古在《汤液本草》中引李东垣“用药心法”有“黄芩、黄连、黄檗、知母，病在头面及手梢皮肤者，须用酒炒之，借酒力以上腾也。咽之下、脐之上，须酒洗之，在下生用。大凡生升熟降，大黄须煨，恐寒则损胃气。至于川乌、附子须炮，以制毒也。”并说：“去湿以生姜”，“去膈上痰以蜜”。张元素在《珍珠囊》中所说白芍“酒浸行经，至中部腹痛。”“木香行肝气，火煨用，可实大肠。，”葛可久在《十药神书》中首先提出炭药止血的理论：“大抵血热则行，血冷则凝……见黑则止。”著名的“十灰散”就是该书的方剂之一。从药物炮制方法之多和理论实践上的重大改进来看，足见金元时期中药炮制的昌盛明代对医药比较重视，在中药炮制技术有较大的进步，在炮制理论上也有显著的建树。

徐彦纯编撰的《本草发挥》辑自金元诸家的著作，对炮制作用原理上有较多的阐述，如“神曲火炒以补天五之气，入足阳明胃经。”还提出童便制、盐制的作用，即“用附子、乌头者当以童便浸之，以杀其毒，且可助下行之力，入盐尤捷也”；“心虚则盐炒之”；“以盐炒补心肺”等，均为中药炮制理论的重要论述。

陈嘉谟在《本草蒙筌》的“制造资水火”中指出：“凡药制造，贵在适中，不及则功效难求，太过则气味反失……匪故巧弄，各有意存。酒制升提，姜制发散，入盐走肾脏，仍仗软坚，用醋注肝经且资住痛，童便制除劣性降下，米泔制去燥性和中，乳制滋润回枯助生阴血，蜜制甘缓难化增益元阳，陈壁土制窃真气骤补中焦，麦麸皮制抑酷性勿伤上膈，乌豆汤、甘草汤渍曝并解毒致令平和，羊酥油、猪脂油涂烧，咸渗骨容易脆断，有剜去瓤免胀，有抽去心除烦……”。第一次系统概括了辅料炮制的原则。在炮制技术上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五倍子”条下所载的“百药煎”的制备方法，实际上就是没食子酸的制法，比瑞典药学家舍勒氏制备没食子酸的共作早二百多年。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中国古代最大型的药学著作，载药1892种，其中有330味药记有“修治”专目。在“修治”专目中，综述了前代炮制经验，还有很多药物，如木香、高良姜、茺蔚子、枫香脂、樟脑等炮制方法则是李时珍个人的经验记载，在炮制方法上有所发展，例如独活条，雷教日：“采得细锉，以淫羊藿拌，……二日，暴干去藿用，免烦人一工2，。”李时珍认为此法不切实用，认为“此乃服食家治法，寻常去皮或焙用尔。”对前代有问题的方法，李时珍也加以指正。例如，砒石条，“医家皆言生砒经见火则毒甚，而雷氏（雷敦）治法用火煅，今所用多是飞炼者，盖皆欲求速效，不惜其毒也。”全书记载炮制方法近20种，有水制、火制、水火共制、加辅料制、制霜、制曲等法。其中多数制法，截至2016年仍为炮制生产所沿用，如半夏、天南星、胆南星等。

龚延贤在《寿世保元》中述及炮制理论问题时曾说：“炒以缓其性，泡以剖其毒，浸能滋阴，炼可助阳，但制有太过不及之弊。”

李中梓撰《本草通玄》对炮制的操作注意事项、辅料制的目的，净选的目的已作了精辟概括，指m“制药贵在中，不及则无功，太过则伤性。……酒制升提，盐制润下，姜制温散，醋取收敛……去穰者宽中，抽心者除烦。”

缪希雍撰《炮炙大法》是继《雷公炮炙论》之后第二部炮制专著。收载了439种药物的炮制方法，用简明的笔法叙述各药出处，采集时间，优劣鉴别，炮制辅料，操作程序及药物贮藏，大部分内容能反映当时社会生产实际，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正如作者所说的“自为阐发，以益前人所未逮。”并将前人的炮制方法归纳为：炮、烯、博、炙、煨、炒、煅、炼、制、度、飞、伏、镑、搬、晒、曝、露十七种方法，即称雷公炮炙十七法。

总之，元、明时期，在前人炮制作用解释的基础上，经系统总结而形成理论，是中药炮制理论的形成时期。